这当然不是贾皇后的本来愿望。于是，三个月后，她就命令杀死了杨骏的楚王司马玮，以谋反的罪名杀了汝南王司马亮，然后又以矫诏的罪名杀了司马玮。司马玮杀了士族又杀皇族，自己也被杀，士族的代表和皇族的代表都变成了冤鬼，借刀杀人的贾皇后则掌握了政权。
    贾南风志得意满。
    然而司马家族的阴谋家和野心家更是层出不穷。因此九年后，这个女人也被废被杀，罪名是谋杀太子司马遹（读如遇）。司马遹是惠帝司马衷与谢淑媛的儿子，当然为贾皇后所不能容，于是被罗织罪名，诬为谋反，废为平民。但他后来被杀，则是由于赵王司马伦的密谋。
    赵王司马伦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原本是贾皇后的党羽。然而他怂恿贾皇后杀太子，却是为了自己夺权。因此太子一死，他就以复仇的名义起兵进宫废了贾皇后。之后又干脆废了晋惠帝，自己做起皇帝来。
    这下子别人不干了。
    首先发难的是司马炎之侄、齐王司马冏（读如窘）。同时起兵响应的，则有司马炎的第十六个儿子、成都王司马颖，司马炎的堂弟、河间王司马颙（读如庸之阳平），司马炎的第六个儿子、长沙王司马乂（读如义）。结果，司马伦兵败被杀，晋惠帝司马衷复辟。
    政权，又落到齐王司马冏手里。
    司马冏原本也是司马伦的党羽。司马伦废贾皇后，进宫动手的就是他。当时司马冏带兵百人长驱直入，当着皇帝的面一刀就杀了贾皇后的外甥贾谧（读如密）。
    贾皇后问：你来干什么？
    司马冏答：有诏抓捕皇后。
    贾皇后说：诏书都是我发出的，你奉谁的诏？
    司马冏不回答。
    贾皇后又问：起事的是谁？
    司马冏答：赵王。
    贾皇后说：绳子拴在了狗尾巴上，当然是这结果。
    可惜，她并没有后悔药可吃。
    贾皇后的党羽废了贾皇后，司马伦的党羽杀了司马伦，可见政治斗争中不会有永远的朋友，靠阴谋和杀戮起家的西晋皇室则天性贪婪狠毒。因此，司马冏执政不久便被同伙长沙王司马乂所杀，也不奇怪。
    杀了司马冏的司马乂，同样遭到了讨伐。另外两个当年的同伙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同时起兵并围困洛阳，孤立无援的司马乂则在京师被捕。束手就擒的他被送往对方军中，并被司马颖的部下杀死。
    抓捕司马乂的，是东海王司马越。
    司马越是司马炎的堂弟，也是“八王之乱”中的第八个王。前面五个（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都死了，后面就是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与东海王司马越的战争。
    战争几经反复。最后的结果，是司马越反攻胜利，司马颖兵败被杀。战后，司马颙也被谋杀，晋惠帝司马衷则被毒死，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
    五年后，司马越卒，洛阳被外敌攻陷，晋怀帝司马炽被俘。两年后，太子司马业于长安称帝，是为晋愍帝。又过了三年，晋愍帝向入侵的外敌投降，西晋亡。
    从晋武帝司马炎篡魏，到西晋灭亡，共五十一年。从八王之乱起，到西晋灭亡，二十五年。从八王之乱终，到西晋灭亡，十年。可见西晋其实亡于内讧，外敌入侵只不过推了一把，这就是司马炎遭到的报应。
    攻陷洛阳和长安，从而宣告西晋王朝灭亡的，是一个匈奴人建立的政权。此后，北部中国就变成了少数民族的天下，晋皇室则偏安江左，是为东晋。
    五胡十六国的时代开始了。
    五胡入中华　　五胡十六国是一团乱麻。
    乱是肯定的。这个历史时期起于西晋惠帝，止于南朝刘宋，历时一百三十六年。其间建立的政权，则其实有十九到二十个。他们有的先后兴替，有的同时并存。最多的时候，竟有八个政权在中国北方并立了九到十年。
    政权的建立者则多为少数民族，包括匈奴、羯（读如竭）、鲜卑、氐（读如低）、羌，合称“五胡”。其中，鲜卑人建立的政权最多，七个。其次为氐人，四个。再次为匈奴人，三个。羯人和羌人，各一个。另外还有四个小政权是汉人建立的，共二十国。不算仇池和北魏，十八国。称为“十六国”，则是没有计算冉魏和西燕。
    十八国名单如下：
    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记住这些国名和人名，但很清楚所谓“十六国”基本上都在北方；而从下面的地图则不难看出，这一现象为什么会被称为“五胡乱华”。
    没错，晋王朝的半壁江山已然丢失，而且丢得实在“不是地方”：关中地区本为周文明的发祥地，长安和洛阳更是秦、汉、魏、晋四朝帝都所在，不折不扣的华夏正宗。现在统统变成了“胡天胡地”，岂非“乱我中华”？ 这确实让许多人痛心疾首。我们知道，汉民族的前身是华夏族，而华夏族的根据地在中原。周成王时期青铜器何尊上的“中国”甚至指的就是洛阳，这可是“中国”二字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记载。洛阳落入胡族之手，其严重性绝不亚于罗马帝国失去了罗马。
    何况华夏民族一直有一种观念：居中国则为正宗，为正宗则治天下（详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第三卷《奠基者》）。夏、商、周、秦、汉、魏、晋，都是。现在胡人“居中国”了，是不是该做天子、治天下？
    胡人认为应该，汉人认为不该。
    持这种观点的汉人代表当数刘琨。刘琨是中原沦陷之际坚持“敌后抗战”的西晋将领，曾试图策反敌方匈奴人的羯族部将石勒，给出的理由居然是：你们胡人反正做不了天子，不如到我们晋朝来做一个名臣。
    石勒用名马和珍宝客客气气地打发了使者。他写给刘琨的回信说：将军是汉人，理当效忠于晋朝。我石勒却本是夷狄，贵国的事恐怕爱莫能助。
    刘琨碰了钉子，石勒则做了皇帝。
    石勒并非五胡在中国北方称帝的第一人，第一个是匈奴人刘渊，国号叫汉。他甚至宣称自己就是大汉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因为冒顿单于是刘邦的女婿，后世单于跟汉皇帝就是表兄弟。兄终弟及，大汉帝统当然由他承接。
    可惜刘渊的说法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他的国号后来也被侄儿兼养子改成了赵，史称前赵。羯人石勒建立的国家也叫赵，史称后赵。前赵是被后赵灭的，后赵是被冉魏灭的，冉魏是被前燕灭的，前燕是被前秦灭的。灭了前燕以后，中国北方就暂时是前秦的了。
    前秦是氐人的政权，前燕则是鲜卑人的。因此五胡十六国前半段的主角就是：匈奴（前赵）、羯（后赵）、鲜卑（前燕）、氐（前秦），以及前秦衰落时异军突起的羌（后秦），汉人的冉魏则昙花一现。至于后半段，当然是鲜卑人的，他们建立的北魏甚至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
    谁说“夷狄”不能为王？
    当然能。独霸天下，显然只是汉人的一厢情愿和自作多情。事实上，自从匈奴刘渊打开了缺口，中国北方在长达两个半世纪内就是少数民族的历史舞台。就连最后统一全中国的，也是北方胡汉混血的隋和唐。
    这就是事实，也就是历史。
    事实上，把胡人看做可欺辱的劣等民族，这本身就是荒唐可笑的文化偏见。更何况所谓“五胡”，也并非从遥远的异国他乡突如其来杀进中国的。他们早就居住在中国境内，并与汉人混杂甚至混血。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已是华人（chinese），奈何以“异类”视之？
    然而汉民族毕竟代表着先进的文化，于是事情的结果竟是这样：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对汉人的歧视和压迫忍无可忍；另方面，他们对汉文明和汉制度却心悦诚服地敬佩和向往。因此，胡人进入中原地区称王建国之后，并没有打算实施“胡化”，而是反过来将自己“汉化”。
    汉化早就开始了。
    率先汉化的是匈奴。因为从东汉光武帝时代起，他们就开始持续南迁，并在黄河的河套地区沿长城一线扎下了营盘，充当着汉帝国的戍边者和同盟军。这一过程到西晋已历时二百多年，匈奴哪里可能还是胡人？刘渊声称他有权得到汉王朝的祖业，并非全无道理。
    建立后赵的羯，建立前秦的氐，建立后秦的羌，汉化程度深浅不一，对汉文化的热情却不亚于匈奴，前秦皇帝苻坚甚至堪称汉学家。他曾经不无自得地说：朕一月而三临太学，周公和孔子的传统总算不会在朕这里中断。
    但，力度最大的还是鲜卑。
    或者说，鲜卑拓跋氏的北魏。
    北魏的故事已不在魏晋，而在南北朝，因此只能从长计议。可以肯定的是，北魏的汉化彻底而全面。孝文帝拓跋宏甚至下令禁止胡服和鲜卑语，把贵族们的鲜卑姓氏统统改为汉姓（比如拓跋改为元），还命令六位皇弟跟自己一样娶汉族高官之女为妻，堪称“全盘汉化”。
    结果是只用了短短三十年，这个民族就融入了汉族之中；而被南方汉族逐渐淡忘的某些文化传统，则在北方少数民族匈奴、羯、氐、羌、鲜卑那里薪尽火传（以上所述均请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
    这就不能叫“五胡乱华”，而该叫“五胡入华”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少数民族的融入，一个以汉民族为多数人的新民族才得以诞生，中华历史上的“第二帝国”（隋唐）也才得以建立。只不过，他们谁都不知道，当时欧洲也在发生民族大迁徙，大批日耳曼蛮族涌入罗马帝国，罗马文明面临的命运和选择几乎跟中华一模一样。
    当然，这是后话。
    谁的东晋　　公元318年也许是划时代的。前一年，西晋最后一个皇帝被杀。这一年，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即位，是为东晋元帝。下一年，匈奴“汉国”皇帝刘曜更改国号，是为前赵；羯族将领石勒称王建国，是为后赵。
    从此，东晋据有江南，前赵据有关中，后赵据有关东，南方和北方都换了主人或主角。
    北方是胡族做主，南方是士族当家。
    胡族和士族，是书写这段历史的两支笔。
    南方成为士族的天下并不奇怪，因为东晋的第一个皇帝司马睿并没有多少政治资本。他能够建立流亡政府并登上帝位，完全依靠士族的拥戴和支持。更幸运的是，这些士族还有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作为主持人。
    他就是王导。
    王导出身名门望族，琅邪人（琅邪读如郎牙，也写作琅琊，在今山东省临沂市），跟原本是琅邪王的司马睿是老朋友，东晋帝业其实出自他的深谋远虑。王导很早就看出中国将乱，便劝司马睿谋得安东将军职位，渡江移镇建邺（晋愍帝时改名建康），为将来做准备。
    事实证明王导很有远见。九年后，西晋果然灭亡。北方士族没了故乡，南方士族没了中央。在政治和文化两方面都举足轻重的大族纷纷南下（史称“衣冠南渡”），流亡的难民云集建邺（建康），建邺成为另一个洛阳。
    司马睿的称帝，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初来乍到的司马睿却没什么威望。北方士族对他没有信心，南方士族对他心存疑虑，就连司马睿自己也觉得寄人篱下，颇有些惴惴不安。
    做工作的又是王导。
    王导很清楚，中原必将沦陷，晋室不可复兴，唯一的出路是偏安江左，与北方胡族划江而治。如此，或许还能保住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华夏文明的薪尽火传。
    这就需要有一个司马家族的人来当皇帝，也需要南北士族的通力合作。有了前者，才能维持“华夏正宗”的名分；有了后者，新政权才不至于是空中楼阁。
    可惜这很难。北方士族视江东为“蛮夷之地”，视南人为“亡国之余”（孙吴政权的残渣余孽）；南方士族则把北方士族看作入侵者，痛恨他们侵犯自己的地盘和利益。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成为关键。
    为此，王导殚精竭虑。他甚至学会了说吴语，不像其他北方士族那样坚持只说洛阳话。他又发明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相当于北方豪门在江东的特区和领地。这就兼顾了双方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争取到了南方士族领袖的支持。
    比如顾荣。
    顾荣出身吴郡四大家族，祖父顾雍是孙权的丞相。由于王导的努力，顾荣率先向司马睿表示拥戴和支持，而且两人有过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
    司马睿说：寄居在别人的国土上，很是惭愧。
    顾荣则跪下来回答说：王者以天下为家，请陛下不必对迁都一事过于在意。
    这其实就是一种默契了。司马睿代表新政权和北方侨居士族承认江东的真正主人是当地土著，顾荣则代表江东土著士族承认司马政权是华夏正宗，并与之合作。从此南北一团和气，东晋和南朝的基业也由此奠定。
    王导成功了。
    显然，没有王导，就没有东晋。
    对此，司马睿心知肚明。因此登基之日，他竟然一再邀请王导跟他同坐御床，接受百官朝贺。王导只好谦恭地推辞说：如果太阳与万物同辉，臣下将如何瞻仰？
    司马睿这才作罢。
    不过，王导没有与东晋皇帝并尊，晋帝也无法与王家争权。东晋初年，行政权在王导手里，军事权则由王导的堂兄王敦掌握。王导内执朝政，王敦外掌兵符，实际权力绝不在皇室之下，时人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东晋究竟是谁家的，岂非一目了然？
    实际上，君臣共治是东晋一朝的特色，只不过这个王朝只有半壁江山，参与政治的权臣也不仅王导一家。准确地说，东晋政治是高级士族轮流坐庄，权威和影响最大的则是四大家族（以执掌朝政先后为序）：　　王氏：王导；
    庾氏：庾亮；
    桓氏：桓温；
    谢氏：谢安。
    旧时王谢堂前燕，即此之谓。
    的确，对东晋政权贡献最大的，就是王导和谢安。王导开创了基业，谢安则保卫了它。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大举出兵，以压倒优势进攻东晋。执政的谢安以弟弟谢石为统帅，侄子谢玄为先锋，御敌于国门之外，并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一举击败了苻坚的进攻。 这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意义非凡。当时，北方沦入胡族之手，南方也并未彻底汉化。汉民族和汉文化以江东为壁垒，可谓命悬一线。因此，谢安、谢石和谢玄的胜利，便不但挽救了东晋王朝，也挽救了华夏文明。
    君臣共治，岂非很好？
    可惜，东晋政治虽有“虚君共和”的意味，却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晋元帝和他的后代不甘心大权旁落，权臣中也不乏阴谋家和野心家。王敦和桓温就企图篡位，桓温的小儿子桓玄则终于称帝。毕竟，魏晋两朝皆因“禅让”立国，司马家族也没法不让人模仿他们的祖宗。
    因此东晋政治之乱并不亚于西晋，只不过西晋是皇室与皇室斗，东晋是皇室与权臣争。权臣士族之间（如王导和庾亮、桓温和殷浩），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高级士族与低级士族、世家大族与寒门庶族，也都矛盾重重。
    结果是什么呢？
    动乱频繁。淝水之战前，有王敦之乱、苏峻之乱，以及桓温未遂的篡位图谋。淝水之战后，则有孙恩之乱、桓玄之乱、卢循之乱。苏峻之乱时，建康宫阙被焚毁；桓玄之乱时，国号被改为楚。至于内战，当然更在所难免。
    东晋并不安宁。
    最后的结果，是政权落入庶族出身的刘裕之手，而且把魏代汉、晋代魏的程序也走了一遍。公元420年（元熙二年），晋恭帝司马德文让位于宋王刘裕。东晋终于在内乱中灭亡，共一百零四年，十一帝。
    刘裕的新王朝国号宋，史称“刘宋”，以区别于后来既有北又有南的“赵宋”。刘裕自己，则为南朝宋武帝。他称帝十九年后，北魏灭亡北凉，魏晋十六国时代终，南北朝时代始（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
    全线崩溃　　从曹魏代东汉，到北魏灭北凉，历史上的“魏晋十六国”共计二百一十九年。加上董卓入京后、曹丕称帝前的东汉之末，刚好二百五十年。如果用最简单的词语来描述这两个半世纪，那就只有一个字—— 乱。
    乱的同时，是腐败。
    腐败几乎是两晋王朝的天性。有一次，晋武帝司马炎问大臣刘毅：爱卿愿意把朕比作汉代的哪个皇帝？
    刘毅答：桓帝、灵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