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濙便命人取来三副笔墨纸砚，命仆人尽数退出，亲自掩好门窗，这才往案前坐下，提笔写道：“纸笔交谈。”
    杨埙很是意外，问道：“这是为什么？事无不可对人言，况且这里只有你我他三个人。”
    胡濙不答，只写道：“因我承诺于人，决计不可对旁人说起。”还特意将“说”字圈住，以示强调。
    杨埙、朱骥这才明白究竟，遂以笔墨与胡濙交谈。每写满一张纸，便随手丢到一旁火盆中烧掉。
    原来当日胡濙的确被人绑票，他离开小吃铺时遭人挟持，带上了一辆马车。对方一开始便用黑布蒙住胡濙的双眼，并告诉这是为了胡氏好，自己毫无恶意，只想问几个问题，只要胡濙老实回答，并且保证不对人说起，问完便会放他回家。
    胡濙只是礼部尚书，地位虽尊，礼部却不是兵部、吏部那等要害部门，不过是个虚架子罢了。他听到对方语气和善，但却刚毅有力，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定，便猜及极可能涉及建文帝，因为那是他一生中唯一涉及天机的事件。
    但胡濙只猜对了一半，对方询问的不是建文帝朱允炆，而是凝命宝的下落，也就是当年建文帝通行天下的十六字玉玺。
    写到这里，胡濙提着笔的手颤抖不止，不知是激动，还是害怕。
    朱骥与杨埙交换了一下眼色，便将于康捡到的那张皱纸取了出来，展平后摆在案上，问道：“胡尚书见多识广，请问凝命宝可是这样子？”
    胡濙手中的毫笔登时掉落。他侧过身子，双手撑住皱纸四角，凝视了许久，才喃喃道：“天命明德，表正万方，精一执中，宇宙永昌。我已经许多年没见过这方玺印了。”
    杨埙道：“这么看来，这当真就是当年建文皇帝的玉玺印章？”
    胡濙点头道：“只不过墨色是黑的。”又问道：“你们从哪里得到的这个？”
    杨埙道：“大街上捡来的。”见胡濙面露诧色，忙道，“真的是捡来的。”大致说了经过。
    胡濙道：“看来他已经得到了真的凝命宝了。”朱骥问道：“‘他’是绑架胡尚书的人吗？”
    胡濙点点头，又提笔续写起来。
    那绑架者问及凝命宝后，胡濙忙实话告道：“我知道凝命宝是建文帝所用宝玺，可实不知它在哪里。”
    绑架者道：“当年靖难之役后，建文帝失踪，成祖皇帝知其未死，不遗余力派出大队人马寻找其下落，你胡濙负责国内，大宦官郑和负责海外。搜寻持续了十数年，忽然在你某夜觐见皇帝后停止。据说是你成功带回了凝命宝。建文帝即使人还活着，手中既无玉玺，再也不能发布诏书，与成祖皇帝相抗，威胁不再，所以成祖皇帝才停止了搜查，是也不是？”
    胡濙道：“听阁下语气，似乎不是普通人，我可以实话相告，但你也要答应我，此事只限你我之间，你绝对不能告诉旁人。”等对方应允后，这才告道：“当年我确实找到了建文帝，他已出家为僧，再无争位之心。我因他是旧主，一时不忍抓捕，便说只要他交出凝命宝让我回京复命，我便可以放他走。建文帝说凝命宝早与太子朱文奎一道掉到了大江中，又让我直接抓他回朝交差，不必手下留情。我终究未能下手。后来我赶去宣府参见成祖文皇帝，如实禀报了经过。文皇帝并未追究我私放建文帝之罪，只问我是否能肯定凝命宝与朱文奎均不在世上了。我亲眼看到了建文帝哀戚难过的表情，当然能够肯定。文皇帝遂长舒一口气，下令不必再追踪建文帝踪迹。”
    说完经过，胡濙又道：“这件事，只有天知，地知，文皇帝知，及我知。而今阁下是第三个知道的人。我将如此重大之机密和盘托出，足见没有撒谎。凝命宝早已不在世上，阁下也不必费心寻找了。”
    绑架者沉默了许久，又问道：“这件事只有天知，地知，文皇帝知，你胡尚书知，及我知，但我和文皇帝都是从你胡尚书口中听说，真正知道真相的只有天地和胡尚书你。我又如何能肯定你说的是真话？”
    胡濙道：“相不相信全在阁下一念之间。我已经七十多岁，人生七十古来稀，我早已活得够了，就算今日死在阁下手里，也没什么可惜。只是当年我所做之事，不能尽对人言，心中不免引以为憾。今日既有此机缘，虽则我是被迫开口，但总算有人知道我并未辜负旧主之恩。”
    胡濙是建文二年（1400年）进士，按照惯例称“天子门生[13]”，也就是建文帝朱允炆的门生，后来投靠了明成祖朱棣。虽则他不是唯一投降的建文旧臣，却是唯一一个受命追踪旧主下落的大臣，不免沦为世人眼中的“卖主求荣”“忘恩负义”之辈。他在民间行走的十余年间，旁人得知他身份后，没少对着他的脊梁骨指指点点。而今忽然对一个陌生人说出了真相，且不知对方姓甚名谁，连对方长相都不知道，忽觉得这是天意的安排，让他有机会一吐常年无法吐露的冤屈，登时身心舒畅。
    那绑架者又沉默起来，但胡濙能感觉对方目光一直落在自己身上。
    马车奔驰了很久，终于停了下来。绑架者道：“胡尚书稍安毋躁，在这里暂作歇息，天黑时自然有人会送你回去。”
    胡濙没有答话，随后被人带下了车，安置在某处民房的某间空房中。他双眼被黑布蒙住，也不知白天黑夜，只觉得这一日格外漫长。
    也不知过了多久，那绑架者居然又回来了，走到胡濙面前，正色告道：“胡尚书，我看得出你没有撒谎骗我。但你当年被建文帝骗了，他的太子朱文奎并没有死，而是事先带着凝命宝逃走了。”
    胡濙问道：“阁下怎么能如此肯定？”
    绑架者道：“因为我刚刚当面问过建文帝，他亲口告诉我的。”
    胡濙轻笑一声，道：“建文帝早就死了，除非阁下变成鬼，不然他如何能当面告知？”
    绑架者问道：“胡尚书当年放走建文帝后，朝廷停止追查其下落，自此建文帝消匿于人间。敢问胡尚书如何能知道建文帝已经死了？他目下顶多七十来岁，民间活到八九十的都大有人在。莫非胡尚书知道之前假冒建文帝投官的老僧杨行祥就是建文帝本人？”
    胡濙一时语塞，竟答不出话来。
    绑架者又笑道：“既然杨行祥就是建文帝本人，那就好办了。朝廷虽然对外宣称杨行祥是假冒，且病死在狱中，但他不是一直被秘密关押在锦衣卫诏狱吗？胡尚书应该早知道这一节吧。”
    胡濙连忙道：“不，我不知道。”
    绑架者笑道：“胡尚书只是装作不知道，像你这么精明的人，早就该猜到了。多年来你明明知道建文帝被关在锦衣卫诏狱受苦，却是不闻不问，还敢说什么并未辜负旧主之恩。”
    胡濙大为骇异，问道：“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绑架者不答，只笑道：“从不多问，从不多管闲事，不是你胡尚书的作风吗？怎么今日反倒破例了？”又挥手叫道：“来人，天色不早，准备送胡尚书回去。”
    随即将嘴唇凑到胡濙耳边，低声道：“如果胡尚书敢把今日之事告知旁人，我便将杨行祥一事公布于众。当日朝廷会审杨行祥，胡尚书和老太监吴亮是负责指认之人。胡尚书明明认出了建文帝，却坚称对方是假，传将出去，就算有你有几世英名，也必将身败名裂。胡尚书，我知道死对你来说不算什么，但可千万不要晚节不保啊。”
    这一招甚是厉害，胡濙当即对天发誓道：“我决不会对旁人说起，包括我的至亲好友在内。”
    绑架者这才拍了拍胡濙肩头，亲自扶他出门上车。驾车者将胡濙丢在麻绳胡同附近，等到马车走远，胡濙才取下蒙眼黑布，蹒跚着走回家中。他亦遵从了诺言，半字不提被绑架一事，也禁止家人议论此事。
    至于杨行祥自杀而死，胡濙是后来才从司礼监大宦官王振口中听说。王振临出征前，特意将消息告知了前来送行的胡濙，无非认为他也是知情者，而今这一历史包袱终于死了，大家都可以松口气。
    当时胡濙就觉得王振神情语气有些奇怪，疑心杨行祥死得蹊跷，所以后来朱骥和杨埙找上门，称与杨行祥一案相干的狱卒韩函失踪、仵作伍汉被杀，他反而不觉意外。
    只是胡濙经历与绑架者一番对话后，心力交瘁，不愿意再卷入其中，甚至不想再听到“杨行祥”这个名字。料想无论其人死亡真相如何，明英宗朱祁镇必会竭力掩盖。锦衣卫长官王林不识大体，想借此案铲除异己，只能是自讨没趣。
    时势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五十万明军精锐于土木堡败于瓦剌几万骑兵，京军几近全军覆没，希图立下军功的英宗皇帝本人则做了俘虏。既然王振、王林尽殁于阵，应该再也不会有人过问杨行祥一案。但近来京师谣言蜂起，更有皇统将归位建文系一说。胡濙听闻后，感到了一种从所未有的恐惧和危机，甚至比之前瓦剌侵袭北京还要心悸——后者气氛紧张而热烈，前者则是蓄势待发的风雨。
    胡氏这才意识到早前他的被绑、杨行祥自杀只不过是前奏，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而这一番风暴得势于英宗皇帝北狩及大明江山易主，将会来得更加迅疾，更加猛烈。
    胡濙虽然焦急，却不能报官，或是直接上奏皇帝，因为他向绑架者透露了太多机密。更不能将其告诉儿女亲眷，他们均不是知情者，他亦不希望杨行祥真实身份外扬。想来想去，便想到了朱骥和杨埙。于是找来二人，将事情和盘托出，希望二人能继续追查杨行祥一案，好拯救危急中的大明江山。
    杨埙看完经过，摇头道：“我可没看出大明江山有何危急，目下瓦剌兵退，新皇帝即位，京城秩序正在恢复。仅凭一番流言，还能反了天吗？”
    胡濙道：“杨匠官可别小看流言的力量，利用得好，便成谶语。当初红巾起义，靠的就是‘石人一只眼’的流言，一下子便召集发动了十万大军[14]。”
    朱骥问道：“胡尚书怀疑有人故意放出流言，说什么皇统回归建文一系，以此来制造舆论，等到合适时候，便会以建文帝玉玺举事？”
    胡濙点了点头，道：“如果我猜得不错，对方一定会以建文帝太子朱文奎的名义举事，名正言顺，又有玉玺在手，兼之朝野对太上皇普遍失望，对新皇帝没有信心，只怕响应者甚众。”
    杨埙问道：“建文帝太子朱文奎当真还活着吗？”
    胡濙犹豫了一下，答道：“当年建文帝亲口告诉我太子死了，凝命宝也随其消失。他是皇帝，至少曾是我的旧主，他说的话，我焉能不信？况且我亲眼见到他的神情……”转头凝视案桌上的皱纸，道，“但是这个……这个确实是建文帝的印玺。”如此，等于承认建文帝太子朱文奎还活着了。
    那么那绑架者又充当了什么角色呢？他自称当面问过建文帝，恰恰发生在杨行祥“自杀”的同一日，莫非他就是潜入锦衣卫大狱杀死杨行祥的凶手？他绑架胡濙，意在问出凝命宝的下落，入狱逼问杨行祥，则是想证实胡濙一番话是否属实，得到了答案后，便将杨行祥杀死灭口。那么他又是如何同时买通狱卒韩函和仵作伍汉的呢？
    还有一层更深的疑问，如果真是建文帝太子朱文奎在暗中兴风作浪，无论他知不知道父亲行踪下落，为何要等到现今才开始行动？是一直在暗中窥测，终于等到了土木堡之变的天赐良机吗？
    胡濙又道：“建文帝太子算来今年该五十岁了，那一直跟我说话的绑架者是个年轻人。”
    杨埙道：“绑架者应该跟建文帝太子没什么关系，不然他不会来找胡尚书问凝命宝的下落。我猜他应该也是个有野心的人，想利用建文帝后人的名义谋朝篡位。但他需要玉玺来证实身份、发布诏书，所以他找上了胡尚书。”
    这其中还有个矛盾之处，从绑架者言谈来看，他已经知道杨行祥就是建文帝，且人还活着。然绑架者既有能力潜入锦衣卫大狱，大可直接询问建文帝凝命宝的下落，为何还要辗转来找胡濙？
    还是说，杨行祥始终不肯合作，绑架者不得已才来找胡濙？大概绑架者知道凝命宝已坠入大江后，已然绝望，遂再度入狱，对杨行祥下了狠手。杨行祥临死之前，说出了长子朱文奎仍然在世的秘密？
    但杨行祥一把年纪，已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之前一直称朱文奎已死，应该是为了保护儿子，如何会因绑架者的威逼而就范？
    是不是杨行祥自知将死，忽然说出太子朱文奎尚在人世，便能给对方以威慑？而凝命宝玺适时出现，到底是绑架者寻到了凝命宝玺，还是太子朱文奎本人在背地里兴风作浪？
    三人商议一番，毫无头绪。刚好有仆人在外拍门，欲进屋掌灯，胡濙便起身道：“我老啦，不能像你们年轻人一样为国效力了。这件事，我也不敢宣扬，只告诉了二位。还望二位能查明真相。”
    朱骥与杨埙遂起身告辞。胡濙也不挽留，只叹息一声，送到堂前，就此拱手作别。
    胡濙虽然讲出了整个事情经过，连他个人缺失也没有隐瞒，但其实对查案没什么帮助，他没有提供能追查绑架者的有用线索。
    朱骥道：“流言无根，短时间内无从查起。绑架者应该是目下最好的线索，但我们只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却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该怎么办？”
    杨埙道：“那张纸再给我看看。”
    朱骥道：“天都快黑了，能看出什么来？”仍然将那张皱纸掏出来，递给杨埙。
    杨埙道：“这张纸肯定是裱褙胡同出来的，不如我们拿去裱褙铺问问。”
    朱骥道：“胡同内外大大小小近百家铺子，差不多排到贡院。仓促之间，怕是问不出什么来，还容易闹得尽人皆知。”
    杨埙笑道：“工匠一道，朱指挥是外行。纸也是工匠做出来的，不同的裱褙铺，各有自己偏好的用纸。我们不问印玺，而是去打听这张纸出于何处，不就没人怀疑了吗？”转头看了朱骥一眼，皱眉道：“不过朱指挥最好脱掉这身飞鱼服，实在太过碍眼。人家见到你都远远避开了，哪里肯说实话。”
    二人遂往东而来。朱骥先回去岳父于谦家中，换了一身便服，连绣春刀也摘了。
    于冕妻子邵氏怀了身孕，朱骥最近又常不归家，便让妻子于璚英住在娘家，方便照顾嫂嫂。于璚英见丈夫到来，还以为朱骥是专程来接自己归家，很是欢喜，不想他转身又要出去，不由得有些黯然，道：“爹爹这样，夫君又是这样，家里连间客栈都不如。”
    朱骥忙回身抱住妻子，道：“实在抱歉，最近公务太多。等我辞掉锦衣卫代长官的职务，就会清闲些，到时我就有时间陪你了。”
    于璚英不由得转嗔为笑，道：“只听说人一心升官，哪有人当了长官，还总想着辞掉的？”
    朱骥笑了笑，习惯性地伸手刮了下妻子的鼻子，又顺手点了只灯笼，这才提着出去。
    天色已黑，裱褙铺大多打烊关了门。朱骥举灯四下照了照，问道：“要如何查起？”
    杨埙早已胸有成竹，道：“先去找这一带的百事通潘舍，跟我是苏州同乡。”
    朱骥道：“苏州还真是多出能工巧匠，蒯匠官和杨匠官你也就不必说了，制扇子的蒋家娘子是苏州人，这潘舍又是苏州人。”
    到了西街口的潘氏书画铺，门板已经封上。杨埙喊了两声，无人相应。正好对面铺子有人出来，告道：“老潘今儿个没开门，人不知跑哪儿去了，有人找他好几回了。”
    杨埙“呀”了一声，道：“希望不是我想的那样。”忙与朱骥绕到后面，果见后门未闩，一推便开。
    来到前堂，却见潘舍倒在柜台后，双眼瞪得滚圆，胸口一个大血窟窿，人早已僵硬，显然已死去多时了。
    * * *
    [1]内承运库：明代皇宫的官库，主要储藏金银、纱罗、丝绸、羊绒、珠宝玉器、象牙、玛瑙等，供皇室使用。其署设在东下马门，在宫内设内东裕库、宝善库等里库，并在会极门、宝善门等设外库。主官有掌印太监一人，下设近侍，佥书、太监十人，掌司、写字、监工无固定员额。明时，国家的朝廷和皇室的财政收支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供朝廷开支的赋税，归户部、工部、太仆、光禄寺等分别掌管，其中主要是户部的太仓库，而供皇室开支的收入，都出自内承运库。明代中后期，皇帝们开始敛财，将各种赋税收入也纳入内承运库，如矿冶、关榷、金花银等，即使遇到辽东战事和自然灾害也丝毫不能动用内承运库的白银，国家财政一而再，再而三地扩大田赋和其他税收，致使百姓不堪忍受沉重的税赋，纷纷逃亡或造反。明末李自成农民军打进北京城，崇祯皇帝被迫自尽后，农民军从内承运库中搜到上千万两白银，而太仓库中只有区区二十五万两白银。
    [2]明宣宗朱瞻基晚年也曾因废原配胡善祥皇后位悔过，说是年少冲动，见《明史·后妃列传》：“（胡）后无过被废，天下闻而怜之。宣宗后亦悔。尝自解曰：此朕少年事。”天顺六年（1462年），孙太后崩逝以后，明英宗朱祁镇为母亲加徽号为“圣烈慈寿皇太后”，明代后宫徽号亦自此始，并颁行优老之政。孙太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宝的贵妃，现在又成为明朝第一个得到徽号的太后，可谓一生鸿运高照，天下的老年人也因此分沾了不少好处。孙太后去世之后，英宗非孙太后所生的真相渐渐也就传了出来。英宗发妻钱皇后同情无辜被废的宣宗皇后胡善祥，将朱祁镇并非孙太后之子一事如实告之，劝丈夫恢复胡氏位号。朱祁镇就此事询问大学士李贤，李贤道：“以陵寝、享殿、神主俱宜如奉先殿式，庶称陛下明孝。”天顺七年（1463年）闰七月，朱祁镇恢复胡善祥皇后名号，上尊谥曰“恭让诚顺康穆静慈章皇后”。不过对于英宗朱祁镇来说，孙太后毕竟是抚养他并共渡难关的嫡母，因此孙太后身后待遇并没有丝毫的降低。胡善祥也没有能与宣宗合葬，只修陵寝，不祔庙，孙太后仍然是宣宗后宫中唯一能够和宣宗合葬的女人。
    [3]朱祁钰死后只以亲王礼葬西山，明宪宗成化时才追谥为景皇帝，南明时上庙号代宗。因“景泰”年号而出名的有景泰蓝，其实就是铜器表面上以各色珐琅质涂成花纹，花纹的四周嵌以铜丝或金银丝，再用高火度烧即成。因为这项工艺始于景泰年间，而且初创时只有蓝色，所以叫景泰蓝。后来虽然各色具备，但仍然沿用了以前的名字。
    [4]于谦有《塞上即景》诗：目极烟沙草带霜，天寒岁暮景苍茫。炕头炽炭烧黄鼠，马上弯弓射白狼。上将亲平西突厥，前军近斩左贤王。边城无事烽尘静，坐听鸣笳送夕阳。
    [5]朱祁钰监国后，守备白羊口的还有杨信民，为于谦所推荐。杨信民，浙江新昌人。永乐时，乡举入国学。宣德时，任工科给事中，后改刑科。后因王直推荐，擢升为广东左参议，一时以清名闻朝野。杨信民的死极富传奇色彩，与黄萧养起义有关。黄萧养起义是发生在广东的一次农民起义，凑巧发生在正统、景泰年间，也就是英宗被俘、景帝新继的时候。黄萧养，广东南海人，曾经因犯案被地方官府逮捕下狱。他一入狱中，就成为了老大，领导数百名囚犯成功越狱，随后靠着这支犯人的力量，在广东发动了起义。一时间声势浩大，震动朝野。正统十四年（1449年），黄萧养自称顺民天王（一作顺天王），改元东阳，封部下为公、侯、伯、太傅、都督、指挥等官爵。随后率众十余万，船千余艘，围攻广州。义军攻广州有八月之久，但却始终未能攻克。景泰元年（1450年）三月，佥都御史杨信民以巡抚坐镇广州。他采用招抚的手段应对黄萧养，迫使义军攻势转缓。黄萧养围广州后，明军每次与义军交锋都大败而回。杨信民到广州后，一改往常戒备森严的状态，开城门，发仓廪，以此来收买民心。义军久攻广州不下，军心开始涣散，投降明军的日益增多。杨信民又派使者去招降黄萧养。黄萧养等人一度为之心动，便提出要与杨信民面谈。杨信民竟然出人意料地答应了。会面之日，杨信民单骑赴约，隔着壕沟劝黄萧养投降。黄萧养对杨信民的勇气很是佩服，派人送大鱼给他，杨信民也坦然接受，没有丝毫怀疑的意思。义军的军心由此动摇。本来事情已经有了转机，刚好这时候明军都督同知董兴率大军赶到。黄萧养疑心大起，于是拒绝了杨信民的招安。这次会面后没几天，三月十一日，杨信民莫名其妙地暴毙，死因大有可疑。黄萧养义军继续斗争。五月，明都督同知董兴调江西、两广兵，合力镇压义军，并派“狼兵”（广西溪峒士兵）进至大洲，杀死、溺死一万余人。黄萧养中流矢死，其父与子都被明军俘虏。义军余部退据大良堡，凭借倚山面海之地形与明军激战，失败后，余众仍在沿海坚持斗争。
    [6]宁王朱权为朱元璋第十六子，自幼体貌魁伟，聪明好学，人称“贤王奇士”。最早就藩大宁。大宁为“古会州地”，“东连辽左，西接宣府”，为军事重镇。在朱元璋所封的藩王中，以宁王朱权和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二人实力最强。《明通鉴》记载：“太祖诸子，燕王善战，宁王善谋。”宁王朱权当时“带甲八万，革车六千”，八万精兵中包括元朝归顺过来的蒙古兀良哈部泰宁、福余、朵颜三卫的骑兵，这些骑兵英勇善战，是一支实力雄厚的武装力量。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后，建文帝朱允炆即位，立即着手削藩，先削夺了燕王朱棣同母弟周王，随后又废掉了湘王、齐王、岷王等藩王。朱允炆曾经下诏，要求宁王朱权进京述职，其实就是要骗宁王朱权离开封地，一举削除。宁王朱权自然明白明惠帝的用意，畏惧不已，没有奉诏进京。明惠帝又将目标对准燕王朱棣，朱棣为了自保，起兵造反。但当时朱棣的精兵都已经被明惠帝调走，手中力量有限，为了能与朝廷抗衡，朱棣将目光投向了大宁。他先装成穷途末路的样子，来到宁王府求见朱权。朱权对明惠帝削藩也有诸多不满，见兄长到来，自然热情相待。朱棣先劝说朱权与自己一起造反，并且承诺事成后与朱权共分天下。朱权却无意反叛，还劝朱棣不要造反。朱棣见话不投机，便要离开宁王府。朱权很同情兄长的遭遇，许诺为朱棣向朝廷求情，一直送朱棣到宁王府外的千秋桥。朱棣再次劝说朱权与自己一起造反，朱权依然不从。朱棣一挥手，埋伏在桥下的士兵一拥而上，包围了朱权。而此时，蒙古兀良哈三卫已经被朱棣拉拢，朱权见状，只好束手就擒。宁王朱权及其王妃被朱棣劫走，此后再也没有能够回到宁王府，大宁由此成为一座空城。朱棣吞并朱权的军队后，实力大大增强。尤其是朱棣在作战时往往先用骑兵冲击，蒙古兀良哈三卫均是蒙古人，从小长在马上，骁勇善战，为朱棣夺得皇位立下了汗马功劳。朱棣称帝后，为了报答蒙古兀良哈三卫，把宁王朱权在大宁的封地赏赐给了蒙古兀良哈三卫做了牧场。而宁王朱权则受到朱棣的猜忌，非但不提当年“分治天下”的承诺，还被改封到江西南昌，尽夺其兵权。
    [7]按明朝兵制，兵部尚书是不能直接指挥军队的，此举为破例。
    [8]北京在金朝称为中都，中都西城有三门，中间一门名彰义，以后为外城广宁门，即今广安门。明朝末年，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明思宗（即崇祯皇帝）朱由检最信任的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义门，李自成因而兵不血刃地入城。
    [9]襄阳炮及襄阳之战参见同系列小说《战襄阳》。
    [10]朱高煦被生擒后，明宣宗朱瞻基起初没有杀死这位皇叔，而是将他软禁在西安门内，还将囚所称为“逍遥城”，大有侮辱之意。朱高煦手下的六百多名文武官员被处死，另外二千二百人被发配边陲。宁王朱权（朱元璋第十六子）上书，请求赦免朱高煦父子。朱瞻基不但不准，还亲自赶去逍遥城，想羞辱一下昔日威风凛凛的皇叔。当时朱高煦盘腿坐在地上，见了朱瞻基也不参拜，显然内心不服。朱瞻基很没面子，忍不住出言训斥，但朱高煦恍若未闻。朱瞻基碰了个大钉子，悻悻转身，打算离开。就在这个时候，朱高煦突然伸出一只脚，将朱瞻基勾倒在地上。朱瞻基大怒，站起来后，立即命人将朱高煦用铜缸罩住。铜缸重三百余斤，朱高煦力气再大，也无法掀开。朱瞻基又命人用炭火熏缸，不久后，铜缸熔化，朱高煦被烧成了灰烬，诸子也全部被杀，朱高煦由此绝嗣。
    [11]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死后，其弟赵光义于“斧声烛影”中即位（事详见同系列小说《斧声烛影》），极为可疑，时人及后世公认赵光义杀兄夺位，又迫害死了亲弟赵廷美和赵匡胤诸子，终于得以名正言顺地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到了北宋末年，半壁河山被金人所占，徽、钦二帝被俘虏，成为宋朝立国以来的奇耻大辱。而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宋太祖借了金太宗完颜晟（女真名吴乞买，完颜阿骨打之同母弟）之手，报了当日刀斧之仇。而宋太宗的子孙们也相信老祖宗杀兄篡位的说法。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宋高宗赵构幼子早殇，之后一直无子，太子人选因而成为突出的问题。朝野上下都为此议论纷纷，一种强有力的意见是：宋太祖是宋朝的创造者，应该在他的后代中选择继承皇位。此时，到宋高宗赵构一代，血缘已经与宋太祖的子孙相当疏远。因此，对于这种立太祖子孙为太子的提法，宋高宗开始认为是异想天开，往往是严加贬责。但是，突然有一天，宋高宗改变了主意。据说这是因为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开国君主宋太祖赵匡胤带着他，逆转时光，回到当日的“万岁殿”，看到了当日“斧声烛影”的真实情景。宋太祖还严肃地对宋高宗说：“你只有把皇位传给我的子孙，大宋国势才可能有一线转机。”于是宋高宗决定从宋太祖的后人中选拔皇位继承人。梦境和传闻也许是假，但宋高宗传位给宋太祖的后代却是真真切切的事实。宋高宗费尽心力，找来宋太祖的七世孙赵昚（宋太祖幼子赵德芳的直系后人），收为养子，并在日后退位为太上皇，将皇位传给了赵昚，即为宋孝宗。
    [12]又，正统初年，杨士奇曾经上疏称瓦剌渐强，将为边疆敌患，而边疆尚缺兵马，恐怕无法抵御。御史请附近太仆寺关领西番贡马并悉数供给。然明英宗又在大宦官王振大兴兵马征讨麓川，耗尽了明军主力。杨士奇去世不久，也先果然入侵明朝，始有土木堡之变。
    [13]古代科考，士子被录取后，称监考官员为座师，自称学生，因而形成师生关系。这种师生关系极容易在朝中形成朋党。宋朝时，皇帝加强了对取士过程的控制。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六年（973年）起，殿试正式成为定制，取中的进士一律要经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最后的名单和名次也由皇帝钦定，因而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而不再是考官的门生，由此减少考官同士子结党营私的可能性。殿试结束后，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然后由皇帝赐宴琼林苑，史称琼林宴。凡于殿试中进士者均立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
    [14]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元朝廷派工部尚书贾鲁为总治河防使，征发十五万民工和两万军队，打算治理黄河决口。这些民工都是从全国各地强行征来的，一路上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到了工地后，不仅要承担繁重的劳役，还经常被监督的元军官兵打骂，而且还吃不饱饭，伙食口粮也被克扣。强烈的不满和愤懑在民工胸中积郁着。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决定利用这种不满情绪，发动起义。他们暗中刻了一个独眼的石人，在石人背上镌上“黄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十四个大字，将它埋在即将挖掘的黄陵岗（今山东曹县西南）河道上，同时四处散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想仿照历代农民起义的做法，以此来制造谶语。事情进行得相当顺利，四月下旬，民工开始挖掘黄陵岗故河道，果然挖出了独眼石人。看到石人背上的字，又对照之前工地上留传的歌谣，民工们均惊诧不已，认为这是天意，于是辗转相告，顿时大江南北，人心浮动，大家都感到天下将有大变。五月初，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颍上（今安徽颍上）发动了起义。不过，十分可惜的是，开河的民工并没有参加最初的起义，而是一直坚守在治河工地上。而韩山童也因为起义的消息事先走漏而被捕遇害，韩山童妻子杨氏和儿子韩林儿乘乱逃走。刘福通、杜遵道等白莲教首领逃出重围后，重新组织力量，再次起兵，并一举攻下了颍州。因为起义军均头裹红巾，以为标志，故称“红巾军”。又因为起义军将士多为白莲教徒，焚香拜佛，故又称“香军”。红巾军举事后，天下争相响应，红巾军一时间便发展到十万之众，声势浩大。
    第六章　彤云蔽天
    登闻鼓是悬挂在朝堂外的一面大鼓。敲挝登闻鼓则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直诉方式。尧舜之时，便已经有“敢谏之鼓”，凡欲直言谏诤或申诉冤枉者均可挝鼓上言。周朝时，悬鼓于路门之外，称“路鼓”，由太仆主管，御仆守护。百姓有击鼓申冤者，御仆须迅速报告太仆，太仆再报告周王，不得延误。这“路鼓”就是后来“登闻鼓”的雏形。
    彤云蔽天风怒号，飞来雪片如鹅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