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埙摇了摇头，道：“我没事，没中毒。只是想到前晚我遇到杨铭时，他人还是好好的，而今……”又吐了两口黄水。
    朱骥道：“要不杨兄先回去。我得留在这里等仵作。杨铭虽然死了，他身上应该还有许多线索。”
    杨埙道：“我也留下来。”极是懊悔，道：“要不是我前晚喝醉了酒，杨铭将线索告诉了我，也许早就抓到了那些蒙古人，他也不会死。”
    朱骥道：“这不怪杨兄，不过是机缘巧合罢了。”
    杨铭明确问过袁彬是谁在管蒯玉珠的案子，那么他发现的重大线索一定是跟玉珠有关了。朱骥之前只是派杨铭携带强盗画像到金桂楼例行询问，看有无证人，他到底是如何找到了重大线索呢？
    朱骥苦思一番，也没有任何结果，便道：“杨兄，你才智远在我之上，你好好想想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是我们遗漏了的？”
    杨埙道：“玉珠就像我妹妹，我发誓要竭尽全力救她出来。这件案子我日思夜想，所有经过情形在我脑子里盘桓了不下千百回，自觉没有任何遗漏。那日我抱着侥幸心理去找算命先生仝寅，受他一语启发，这才回味过来，其实阮浪才是最重要的线索。于是我去了南内，设法探到歹人是蒙古人的消息，但还来不及着手处置，便遇到孙老过世。唉，我……我实不该贪杯醉酒，而今误了大事……”
    朱骥劝道：“事情都过去了，后悔也是无用。不过杨兄刚才一番话提醒了我，最明显的线索反而最容易被人忽略。”
    杨铭本是蒙古人，太上皇北狩期间曾充任朱祁镇与蒙古达官贵人之间的翻译，想来跟蒙古上上下下也混得极熟。蒙古现任可汗也先派了精干人手到北京，欲营救太上皇朱祁镇并助其复辟，势必需要内应。而杨铭既是朱祁镇心腹，又一度充当过明蒙的中间人角色，蒙古人会不会主动跟他联系？
    杨埙听了朱骥分析，沉吟道：“确实，也先手下来到北京，人生地不熟，图谋的又不是小事，需要有内应从旁协助。但这个内应一定不是杨铭。他为人忠厚，胸无城府，喜怒均写在脸上，本来就不是合适的内应人选，也想不出从蒯老爷子手里索取南内地图的主意。加上他只是锦衣卫百户，无法接近南内太上皇。另外，蒙古人早就知杨铭对大明忠心耿耿，当年喜宁还要将他五马分尸。若不是太上皇用自己的身体扑上去遮挡，他人早就被碎尸了。”
    朱骥道：“我当然不会怀疑杨铭是内应。我是说，正因为太上皇曾舍身相护，杨铭才格外忠心于太上皇。太上皇复辟，对杨铭当然是有利的。从这点上来说，杨铭跟蒙古人有一致的目标和利益。玉珠事件后，官府追捕搜索甚严，蒯匠官又中风失忆——对了，我得多说一句，这是个极妙的主意——蒙古人也许是想利用杨铭在锦衣卫做官的便利，打听一些案子内幕，好提前应付。”
    杨埙登时眼前一亮，道：“朱兄是说，蒙古人在玉珠一案后，曾主动联络杨铭，他由此才发现了重大线索？这倒是极有可能。嗯，一定是这样，杨铭一定是从蒙古人那里发现了关于内应的重大线索。”
    杨铭并没有立即将蒙古人意图营救太上皇一事上报，倒不是他顾念同族之情，而是因为事情牵涉到太上皇，一旦事泄，明景帝必以铁腕手段对付太上皇。既然蒙古人深知杨铭对太上皇的忠心，杀死他灭口的可能性便不大，而最有可能下毒手的，便是那主谋内应了。
    或许内应不愿意事成前泄露身份。或许他不想冒一点风险——即使杨铭感激太上皇救命之恩，可景帝朱祁钰也是名正言顺接受臣民拥戴即位的皇帝，杨铭做着本朝景帝的官，若与蒙古人勾结拥护太上皇复辟，即便有一千个理由，但一条“谋逆”的罪名，便足以令他无颜存世。这一点迟疑即便微不足道，很可能导致杨铭向朝廷告发。而杨铭先后急着找朱骥、杨埙，愈发证明这种可能性很大，是以内应抢在杨铭说出线索前，将其杀死灭口。
    那么主谋内应到底是谁呢？
    中国工匠自古位轻，多不扬名。就算蒙古人知道蒯祥是紫禁城的设计者，但南内独处一隅，跟皇宫并非一体，且建于宣德年间，不是真正了解明宫内幕的人，不会知道蒯祥是那片建筑的主建筑师。
    再从杨铭死前行踪来看，他称发现了重大线索，先找顶头上司朱骥，后来又只找杨埙，无论如何都不肯对曾患难与共的袁彬透露半点口风，表明事关重大，多半涉及位高权重之人。而这个人，正是蒙古人的内应。想出凭借南内图纸秘密进入南内营救太上皇计划的，是这个人。指点蒙古人藏身北城二条胡同一带的，也是这个人。他是这次计划的核心主谋，蒙古可汗也先出人出力，但也只是为这个人跑腿而已。
    朱骥也赞同杨埙的推测，道：“这个内应一定能从太上皇复位得到最大好处，会是谁呢？”
    一朝天子一朝臣，当今重臣要么是明景帝所信任的，要么是明景帝所提拔的，而正统旧臣绝大多数都死在了土木堡之变中。也就是说，朝中文武大臣都是得益者，一旦太上皇复辟，反倒有失宠丢官的危险。
    如果太上皇复位成功，得利最大者自然是朱祁镇父子，朱祁镇重新当上皇帝，朱见深则又成为太子。但朱祁镇被关在南内，与外界不通气息，朱见深还是个小孩子，父子二人均不成气候，不可能在明景帝眼皮底下策划复辟之事。
    再从之前蒙古人到金桂楼找阮浪及其后阮浪的反应来看，他事先并不知道瓦剌也先派了人手到京师营救太上皇。阮浪是唯一能自由出入南内的内侍，南内供应极差，阮浪常常替钱皇后将刺绣带出去售卖，再换些必需的日用品送入南内，太上皇夫妇都对他极为依赖。阮氏都不知情，朱祁镇又如何能知情呢？
    这内应既能令杨铭对袁彬绝口不提，想必身份非同小可，但既已位高权重，又为何要再扶太上皇登位呢？毕竟这是拿身家性命在冒险，稍有不慎，便会人头落地。既愿意铤而走险，只能说他有更大的图谋，扶助太上皇复辟只是幌子，真正要满足的是他个人的野心，就跟当年郭信打着建文帝太子的招牌一样。
    满朝大臣，谁又有这样的野心呢？自明太祖、明成祖两朝以高压手段统治以来，文人士大夫战战兢兢，文武大臣气节全无，所以才有宦官王振横行朝野，才有明景帝肆意废立太子。有勇气有胆量挺身而出的只有寥寥几人，如之前之刘球、林聪，又如现今之钟同、章纶，均是世所公认的正直奇男子。实在难以想象，在皇帝放个屁都吓得直哆嗦的大臣中，隐藏着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竟然一心想要掌握朱家王朝。
    朱、杨二人商议一番，始终想不出这个人会是谁。杨埙总认为自己对杨铭被杀多少负有责任，不禁有些焦躁起来。
    朱骥安慰道：“着急也没用。等仵作到了，验过尸，也许会有线索。”又有意转移话题，问道：“杨兄新生儿子取了名字没有？”
    杨埙果然一改萎靡神色，精神一振，笑道：“还没有呢。我说叫杨国忠，苏台直骂我。后来又想了好几个名字，她都不满意，说让我到了京城再好好想。”又问道：“你和夫人还没孩子吗？”
    朱骥道：“璚英身子弱，前年小产过一回，后来再没怀上。”
    又想到于家近年流年不利，先是于冕妻子邵氏难产而死，后是自己妻子于璚英小产，而今于康妻子蒯氏又遭人绑架，生死难卜，不免有些叹息，生出流年不利的感慨来。
    杨埙安慰道：“你夫妇二人都还年轻，日后还有机会。实在不行，朱兄再多纳几房小妾。”
    朱骥勉强笑了一下，正待答话，本地总甲已引着官府的人到了。
    仵作平二先进去验尸，出来后告道：“杨百户应该是死在前晚。他后背衣衫被刺破，且有新伤，但真正致命的是胸口那一刀。似乎是被一人从背后用刀制住，另有一人当胸刺了他一刀。床上没多少血，应该是在别处被杀后才移尸这里。”
    朱骥见仵作喝报简明扼要，几句话便描述得一清二楚，极是惊奇，特意记下了他的名字。
    杨埙沉吟道：“这可奇怪了。”
    朱骥道：“奇怪什么？是说凶手杀人移尸吗？也许凶手知道杨铭一个人住，有意将他搬回家中，如此便可以延缓尸体被发现的时间。”
    杨埙道：“不，我们重新来捋一遍。朱兄，你在锦衣卫官署问了不少人，有的说好几日没见过杨铭，有的说前日见过他，我则是前晚天黑时分见过他，那么我算是最后一个见过他的目击证人，对不对？杨铭因为发现了重大线索，而你又中毒未醒，他便赶来找我商议，这是因为他知道我是朱兄你信任的人。然他在御河边找到我时，我人已经醉了。那时御河边有不少行人，且对面就是皇城根，不断有禁军来回巡逻，凶手不可能在那里杀人。也就是说，那时杨铭一定还活着，对不对？然后呢？”
    朱骥道：“什么然后呢？”
    杨埙道：“然后杨铭会怎么做？我醉了，他是专程去找我的，估计跑了不少路，费了不少劲，好不容易才在御河边找到我，然后他会怎么做？”
    朱骥道：“应该是先找个地方将你安顿下来，再设法弄醒你，好将重大线索告诉你。”
    杨埙道：“对呀。但我醒来，时间已过了一日，而且人在客栈，店家说是源西河前晚送我去的。杨铭则在前晚就被杀了，尸体还被送回了他自己家中。这不是不合情理吗？”
    朱骥亦想不明白究竟，道：“我们赶紧去找源西河。”
    正好恭顺侯吴瑾进来，见朱骥、杨埙在此，很是惊讶。原来他去京营时路过这里，见巷口挤满了人，议论出了杀人命案，便过来看看。
    朱骥一时顾不得更多，忙告知是瓦剌可汗也先派人绑架了蒯玉珠，请吴瑾利用自己也是蒙古人的优势，设法调查那些蒙古人的下落。
    刚好差役抬着尸体出来，吴瑾问道：“杨铭被杀，也是因为玉珠这件案子吗？”
    朱骥道：“嗯。我们怀疑蒙古人想利用杨铭，主动联络过他，他因为知悉了什么秘密，而遭人灭口。”
    吴瑾道：“那好，我这就回营调集一队蒙古心腹卫士，命他们到市井间蒙古人开的商铺去打探，看最近有没有眼生的蒙古人出现。”
    杨埙道：“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个法子？这个法子最有效呀。对，要找苏州同乡，只需去苏州人开的店铺，那是排排站啊。”
    朱骥道：“杨兄，多谢你。”
    杨埙道：“谢我犯了这么多错吗？”
    朱骥道：“这几天杨兄一个人承担了那么多事。要不是你……”
    杨埙忙道：“别婆婆妈妈，快去找源西河吧。”
    二人赶来衍圣公府。源西河迎出堂来，笑道：“二位大驾光临衍圣公府，可真是难得。”
    杨埙道：“源公子，前晚我喝醉了酒，在御河边发酒疯，锦衣卫百户杨铭赶来寻我，你可还记得？”
    源西河道：“当然。怎么了？”朱骥问道：“杨铭后来人呢？”
    源西河道：“他说他有急事找杨匠官，本来是要设法弄醒你的，但他忽然看到了什么人，转身走了。我等了一会儿，不见他回来，又因为只是代管衍圣公府，不便留杨匠官住宿，又不知你住在何处，便将你送去客栈了。怎么了，出了什么事？朱指挥，你脸色似乎也不大好。”
    朱骥不愿意多谈，道：“叨扰了。我二人还有事，改日再来拜访。”
    匆匆出来，赶来前晚杨埙遇到杨铭的地方，在附近搜索了一遍，却没有发现血迹等可疑之处。而当时天色已黑，亦没有人看到杨铭去了哪里。
    朱骥道：“杨铭赶来找你，着急将重大线索告知，按理不会轻易离开，除非他看到的那个人十分重要，甚至极可能跟他掌握的重大线索有直接关联。”
    杨埙忽然转头往御河方向看了一眼，道：“朱兄，你也认为那内应一定是地位显赫，对不对？”
    朱骥道：“当然了。不然为何杨铭如此紧张神秘。”
    杨埙道：“也许内应人不在朝堂，而在宫中呢。”
    朱骥一怔，正待接话，有军士奔过来叫道：“朱指挥，兵部尚书于少保有急事找你，命你速速赶去兵部衙门。”
    杨埙道：“既是于少保找朱兄，朱兄这就去忙吧。我走一趟宫中，去打听个事。”
    朱骥应了一声，就此与杨埙分手。走出数步，心中忽尔有些不放心起来，转头望去，杨埙早已急急奔过皇恩桥去了，遂又随军士前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刚才那一眼，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见到杨埙。
    兵部官署中，兵部尚书于谦正与京营副总兵范广议事，见朱骥到来，便命范广先行退出。显然，他将要谈的事，比军情更要紧。
    朱骥上前见礼，问道：“于少保召下官前来，可是为了郑和宝图一事？”
    于谦点了点头，道：“于康已禀报了事情大致经过，我设法从宫中取出了郑和宝图，已收藏妥当。虽然我也爱惜玉珠，甚至可以用我自己的性命去换她，但郑和宝图关系国家安危，绝不能交出去。我已经对于康交代过这番话，他亦没有异议，表示能够理解。”
    顿了顿，又道：“不过这样的话，那些日本人无法取到宝图，怕是会对玉珠不利，你要尽快设法救出她才行。”
    朱骥料想于康没有将有蒙古人卷入营救太上皇一事告知，于谦只以为是日本人绑架了蒯玉珠，略微迟疑，仍然没有说实话，只道：“是，下官一定尽力而为。”
    于谦又道：“我召你来，还有一件事告知，目下有一队日本使团来京师朝贡。早几年日本贼人混入兵部官署，意图不轨时，便有日本使团有意与兀良哈使者大打出手，以吸引外人的注意力，掩护贼人行踪。而今贼人再度图谋宝图，甚至不惜绑架了玉珠，又有日本使者来京朝贡，应该不是巧合。”
    朱骥道：“于少保是说，这次来朝贡的日本使团极可能与贼人有所勾结？”
    于谦点了点头，道：“使团应该是特意赶来接应的。你想想看，贼人在京师公然绑人，闹得满城风雨，官府一定会大举搜捕。就算他们得到了郑和宝图，如何能平安离开京师？”
    朱骥恍然大悟，道：“是了，使团是贼人抽身逃离京师的最好掩护。”
    于谦道：“你派人严密监视会同馆，如果我料得不错，贼人一定会与日本使者联系。”又道：“杨匠官不是回来了？他聪明绝顶，又总能想常人之所不能想，你不妨找他帮忙。”
    朱骥应了一声，又见书吏拿着厚厚一摞文书，候在外面，大概是要给于谦过目签署，便辞了出来。出大门时，正好遇到恭顺侯吴瑾。
    之前朱骥曾托吴瑾以蒙古人的身份协助追查绑架蒯玉珠歹人下落，他见吴氏一脸焦躁，忙问道：“可是有了玉珠的下落？”
    吴瑾摇头道：“暂时还没有。不过，我手下从新来京师的蒙古商人那里打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不，也算不上不好，而是消息重大，所以我专程赶来兵部禀报于少保。”
    朱骥心中莫名其妙一紧，忙问道：“什么重大消息？”
    吴瑾道：“漠北发生了内讧，蒙古可汗也先被杀了。”
    朱骥闻言大吃一惊，问道：“这消息可信吗？”
    吴瑾道：“可信，是第一手消息。那商人名叫阿蛮，常来大明做生意，我也认得他。这次他运货南下途中，歇宿在某部落，正好当晚可汗也先仅率数十骑逃来此处。原来也先跟阿剌知院大起内讧，阿剌知院偷袭了也先，也先战败逃脱。当地部民不满也先杀害了蒙古第一勇士锡古苏台，趁也先势单力孤，联合起来，一举将他杀死。也先虽然狂妄自大，擅自称汗，还逼死了前蒙古可汗脱脱不花，但他毕竟统一了全蒙古，威名赫赫，算是不世出的英雄人物。阿蛮亲眼见到也先被暴怒的部民杀死，很是害怕，料想蒙古从此再无宁日，说不定也先部下还会赶来报复屠杀部民，便连夜动身上路，甚至抛弃了大批货物，只带了少许皮货轻骑南下。”
    原来也先并非黄金家族成员，按照蒙古惯例，他并没有当蒙古可汗的资格。为了稳定蒙古内部政局，也先即大汗位以后，一面设法取得大明实质性的支持，一面有计划地开始了一系列铲除异己的动作。
    蒙古部落中，科尔沁锡古苏台部拥有很强的实力。科尔沁部落始祖哈撒尔是成吉思汗二弟，锡古苏台则是哈撒尔的十一世孙，曾经砍杀了卫拉特部神箭手圭林齐，号称“第一勇士”，在蒙古部落中威望很高。他对也先自行称汗一事，一直公开表示谴责。也先担心锡古苏台会威胁自己的汗位，决定抢先将其铲除。他派人通知锡古苏台前来汗廷议事。锡古苏台自恃骁勇，不疑有他，同其弟兀鲁灰墨尔根仅带领三十名随从前来。
    锡古苏台抵达汗廷后，也先以可汗身份命令他交出当年砍死圭林齐的那把刀。锡古苏台认为也先不怀好意，想要动手，被弟弟兀鲁灰墨尔根劝阻。结果，锡古苏台交出那把大刀后，也先果断下令杀死了锡古苏台兄弟及其随从人员。但由于锡古苏台威名远扬，也先这一举动对巩固权势毫无益处，反而造成了恶劣影响。
    而瓦剌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也先当上可汗后，阿剌知院想当太师，请求道：“主人穿新衣，希望您能以旧衣赐臣。”但也先拒绝了阿剌知院的要求，任命自己的次子阿马桑赤为太师，阿剌知院因而怀恨在心。也先为了削弱阿剌知院的势力，将对方的两个儿子派往西部边境驻守，同时派自己的一个儿子跟随前往。
    途中，阿剌知院次子突然中毒身死。阿剌知院猜想这是也先所为，立即要求调回长子。结果在回来的途中，其长子又被也先派人毒死。阿剌知院痛失二子，勃然大怒，勒其部落兵三万攻击也先，数其三罪，并道：“汉儿血在汝身上，脱脱不花血在汝身上，兀良哈血在汝身上。天道好还，血在我矣。”
    也先无以对答，只派人与阿剌知院约好再战。阿剌知院趁也先出猎时，率部众突然袭击。也先猝不及防，被打得大败，率骑兵数十人仓皇逃走。逃到蒙古商人阿蛮歇宿的部落时，凑巧当地部落首领是锡古苏台的狂热崇拜者，遂发动部民刺死了也先。足见也先攻杀脱脱不花大汗及铲除异己等一系列举动，相当不得人心。
    蒙古商人阿蛮亲眼见到也先被杀，随即丢弃货物，骑马南奔，如同逃命般进入大明之境，亦不敢轻易声张。而漠北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也先被杀后，消息并未立即传开。大明边军竟不知曾经纵横漠北的英雄人物，已经落了个悲情凄惨的结局。最终，明廷竟是从蒙古商人阿蛮口中辗转得知了也先被杀的消息[1]。
    也先一死，瓦剌部立即丧失了对蒙古诸部的统治地位，不得不退居西北旧地。此后，活动在明长城防御线以外的主要是鞑靼部和兀良哈三卫部众。
    蒙古东部最强大的孛来、毛里孩鞑靼两部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夺也先母妻及传国玉玺，立脱脱不花之子麻儿可儿为汗，因其年幼，被称为“小王子”。后来孛来杀小王子，毛里孩又杀了孛来。时隔不久，毛里孩又为朵颜部所杀。蒙古重新陷入互相攻讦仇杀的分裂状态。
    蒙古各部落进行内讧的同时，并未停止对大明边境的侵扰，屡犯明边辽东、宣府、大同等镇。毛里孩、孛来等部先后进入河套，并以此为根据地：出河套，则寇宣府、大同、三关，可以震畿辅；入河套，则寇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可以扰关中。明廷称占据河套地区的这部分蒙古部众为“套寇”，逐渐成为大明的心腹之患。
    为了阻遏蒙古骑兵南下，明廷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修缮加固长城，明朝全线连接的、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即后世所称“万里长城”。
    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为防御北方边患，就对已经破烂不堪的长城开始进行补修。建文帝朱允炆时，明廷修筑了山西大同境内的长城，称之为“极边”。明成祖永乐十年（1412年），“敕边将治壕垣，自长安岭堡迤西，至洗马林，皆筑石垣，深壕堑，以固防御”。明英宗朱祁镇执政之初，下令从河北龙关经独石口至蓟县北，修筑了墩台、烟墩二十二座，用来加强瞭望警戒。不过，这些基本上还是修修补补的工程。
    大规模地修筑长城始于明宪宗成化年间。明廷发动军队和民夫，对东起山海关西至雁门关一段长城进行了全面修筑，将原先不相连接的关隘和长城连接起来，防止蒙古利用空隙山坡小径渗透入关。这一时期修筑长城，同明朝建国之初沿边修建关隘的性质完全不同，已经蜕化为消极防御的军事工事。
    明宪宗成化七年（1471年），负责陕北边防的延绥巡抚都御史余子俊发动军民修建了东起清水营，西到花马池[2]长约一千七百多里的长城和十一个城堡，以及上百个烽火台。工程十分浩大，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
    明武宗正德年间，修筑宣府镇及大同镇所管辖的长城一千余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明穆宗隆庆年间，名将戚继光担任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军务总管时，组织人力，花费三年时间，重修从山海关到昌平的长城线，修筑敌台一千零七座。
    可以说，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修筑的万里长城，在秦始皇手中连成了一气，但一直到明朝才算完成。彼时工程技术较之从前也有了很大改进，长城结构更加坚固。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长城仍然未能起到有效的阻遏作用。这一现象并非人力因素，而是由形势决定的。从军事角度而言，长城长逾万里，如此漫长的边防线，明军军力不可避免地被分散。而蒙古军队通常是突袭而至，来去如风。由于通信手段有限，明军即使能够做到常备不懈、居安思危，也不能准确预料蒙古军队攻击的时间及地点，因而对规模较大的突袭难以有效阻挡和防御。
    到了明宪宗成化年间，蒙古东部鞑靼势力再次兴起，其首领巴图孟克先在鞑靼内部实现了统一，随即开始实现他统一蒙古的雄心壮志。巴图孟克首先击败了瓦剌，接着又收服了土默特，并于弘治元年（1488年）在成吉思汗大庙前，向全蒙古宣布称达延汗。巴图孟克称汗后，又兼并了兀良哈部，最终将鞑靼、瓦剌和兀良哈部三大部落基本统一。在达延汗统治初期，由于他主要集中力量统一蒙古，无暇骚扰明边境，所以和明廷基本上保持着和平的关系。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达延汗死，其子孙争权夺利，重新开始分裂。达延汗的第三个儿子阿勒坦势力日盛，成为蒙古部落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即中原史书所称的俺答汗。俺答势力的崛起，对明廷重新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隆庆初年（1567年），明廷开始了一系列针对俺答的应变措施。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巩固边防的工作。自从明成祖朱棣放弃大宁，大明朝就没有恢复三卫的决心，于是拱卫京师的重心便着落在蓟州和大同。嘉靖年间，名将戚继光受命抗倭，功绩显著。到嘉靖末年，倭寇之患基本消除。因北方蒙古俺答势力大增，经常侵扰中原，戚继光又被调至北方抗击俺答，被授为神机营副将，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宜，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从此，戚继光到北边练兵，北部边防大大得到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