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银行诞生之前，典当是民间主要的融资渠道。与银行比较，当铺无须进行信用审查，不用第三者担保，只要有价值的东西便可典当。行内熟客交易，各自精打细算的等价交换，从来不做广告，永远不缺生意，只靠人们口耳相传。科技带来便捷，手段花样翻新，共亨泡沫狂欢之际，可一回到现实生活中，世界的运转规则，资源的大户垄断，社会还是老样子。
    古有“坐贾行商”之说。摊贩聚集的地摊市场，以前是古董商进货的上游源头之一，有些“仓储”的味道。现在仿品成摊，赝品遍地，行家也不能从中“捡漏”淘到宝贝，默然退出，守店待客。本地顾客群多为行里人，买真卖真，精品代销，介绍客源，来逛店多是为了“串货”（即买走他店里的东西，放在我店里加价再卖）。这种买主，自然对东西的价格和质量格外挑剔，所以一般卖不上大价位。掮客，也有很多精英，不少都是资深的老“玩家”，他们之所以委屈在外围，多半是资金不厚，销路不广，没有几个“好下家”，而绝非眼力、智力不够。
    商家经济再萧条，市场再混乱，老店依旧细水长流，卖真货，有诚信，通常都是抱着靠货说话的思维，自己不怎么说，看得懂就买，看不懂就别买。老店的真品，是卖给有眼力的行家，卖给资深收藏家。店家以此为生计，左手进，右手出，一生过眼无数古物，真金白银的进出，容不得半点失误。若是买错一件大货，可能好多年都爬不起来。但凡一点骄躁与自负，就可能栽大跟头，甚至倾家荡产，从此挂牌歇业。吃这口饭，能善始终，颐养天年的行家不会多，剩下来的，必定个个都是传奇，一双火眼金睛，一身经验教训，全是一辈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下操练出来。懂行的人买的货，自然是器物本身，好的传承能加分，但不会本末倒置。货普，即便是再好的传承，一样不买单。至于是谁传下来，怎么传下来，这些只是宣传的外衣。货品真假基本就有了保障，也是信任的前提，自然广受藏者光顾。多数年月赚不着大钱，但赚得心安，店面几代都在经营，口碑好，假货少，行情不好，也饿不死，市场旺，一月做上百买卖，就是几个客人买。客户出于对卖家的信任，藏家买的首先是放心，就敢花钱。贵也认，买贵总比买假好。
    新店没库存，没老主顾，除了少数普品，都是假货。店主原本不是行家，瞄准古玩热潮，趁势开店捞一把。在古玩城里，卖假货的，比卖真货的赚钱，指的就是这类商人。真假好坏，全靠嘴说，察言观色，八面玲珑，更容易博取他人信任，做到“大生意”。卖假货的基本都活跃在古玩圈的外围，专候初藏者，或外地游客。这帮人很厉害，恭维拍马，巧舌如簧，又粘又腻又甜，不管顾客多有钱，多睿智，但凡一点虚荣心被抓住，一点骄傲心被利用，就把顾客坑死没商量。甚至找人妆扮成乡下泥猴，送祖传宝物上门，或工地偷挖的国宝，然后几个托围上来哄抢，接着地头蛇挤进来捣乱，一帮勾结起来做骗局，坑外地肥猪，越多人抢，他越认为是宝，越多人说好，他越敢放心买，游客被这些商贩哄得姓什么都忘了，被杀猪还觉得有面子。
    袁秋华某次走眼，二千元收件假宣德炉。店主找上门要接手，开价八百。她觉得奇怪，“怎么假东西，你掏钱也这样痛快？”谁知他回答，“你说它假，就是假的吗？我看它，就是明代真品，不是民仿，还是官仿”。袁秋华拿它当垃圾，就扔给店主，没收钱。店主捡回去，就摆在货架最显眼的地方。一个福建人看见，要买炉子。店主开价一万。福建人还价二千。门外进来一戴金丝眼镜的斯文老者，炉子上手摆弄一番，也言称想要，报价五千。现金一拿出来，店主爽快成交。炉子被老者拿走，刚离开店，福建人追上老者，请教，“这宣德炉，是真货呢，还是赝品？”老者一扶眼镜，反问，“晓不晓得景泰蓝？”福建人点头。珐琅调和后的颜料，烧制在陶瓷上称之为珐琅彩、烧制在建筑用的瓦片上成为琉璃、烧制在金属器皿上就叫景泰蓝。袁秋华密切关注炉子的去向。她请两位进博古斋吃茶。老者指明它不是宣德炉，是景泰炉，并诿诿道来。
    景泰是明朝第7个皇帝朱祁钰的年号，他在位的八年内珐琅技法运用达到*。景泰是宣德的儿子。宣德帝重视铜器的制作及铜的冶炼，景泰帝在幼年期间耳濡目染，非常熟悉铜器的制作，而且非常喜欢铸造铜器。在铜器铸炼方面，宣德时期技术已臻完美，不可能有更大的进步了，景泰帝就从颜色方面另辟蹊径，在成品的铜器表面用不同颜色的珐琅做出不同样式的花纹，花纹上采用金银铜丝镶嵌，最后放入窑内高温烧制，炼制出景泰蓝系统。
    袁秋华听得满头雾水，插嘴：恕我孤陋寡闻，景泰蓝要么瓷器型，要么首饰类，没出过炉鼎形呀？
    老者微微一笑。景泰蓝和宣德炉的境遇差不多，明朝历代皇帝也基本只在仿制，无法超越。清代从乾隆时期起，又开始制作景泰蓝。康熙、雍正款的景泰蓝，都是乾隆年间制造的，只是刻着康熙、雍正年间制作的题款。
    袁秋华若有所思：景泰款的宣德炉，儿子仿老子嘛！
    福建人恍然大悟：宣德炉，明朝历代皇帝也基本只在仿制。
    他和老者谈价，加至一万五千元成交，然后迅速消失在夕阳中，似乎怕人抢走。
    宣德炉，明仿，清仿，民国仿，八十年代河南仿，九十年代苏州仿，二千年西安仿。在民国的时候，只有御窑，御制，官仿，高仿，才被称之为古玩。宣德炉的造假*，出现在万历年间，南京的甘文堂与苏州周文甫所造的仿制品，与真的宣德炉只差一等，当时被人搜购一空。赵汝珍《古玩指南》中记，“严氏之炉，皆系劫取宣炉之无款者，充为已有，非其所制”。“玉堂清玩”相传，为明相严嵩之子严东楼的字号，严东楼自己不铸炉，却爱收集上好铜炉，并将“玉堂清玩”堂款制于其上，据为严氏铜器。底款为“玉堂清玩”的宣德炉，也因此被认为是“宣德炉”的知名款识。古玩商虽未能收藏到正品，但却收藏到了高仿，也同样是喜不自禁。
    袁秋华查过资料，让骆先生确认过，它就是时下的赝品，没有铜，没有铁，就是铝，不是浇铸，不是锻造，没经过翻砂，就是倒模，连低仿都不算。
    老者说：如果价值十万的东西，只卖一万，几乎不用看，必假无疑，哪个猪头会无缘无故出让九万利润？
    后来，袁秋华便得知老者是店主聘请的顾问。啊哟，我的老天爷啊！怎么骗人骗到这个程度？这手段太坏了！想到这一幕，袁秋华傻了眼，看样子还是赝品的魔力大，能够满足人的发财欲望，是否真的发财不重要，关键是这种强烈的欲望是否被满足。药，给智者吃，会更聪明，给愚者吃，越吃越蠢。店主从来不在乎吃药，买到50元的假货，600元卖掉，200买的假货，5000卖掉，他的座右铭是，假货不可怕，挣不到钱最可怕。他的说法就是，我卖的人认为是真的，你买的人也认为是真的，那这个就是真的！只有最后高价接盘的那一个，才晓得它是假的！话不投机，袁秋华不想和他多理论，也不奢望真能改变他什么。她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反正各人选的路，各人走，责任各人背。吃药一样挣钱，人就会麻木，他的下一颗“药”代价是2万。
    在广州当官的都是外地人，在广州挣大钱的也基本是外地人。店家两极分化，市场摊贩也是一样，各做各的生意，井水不犯河水。卖假货的，打一枪换个地方。中国地大物博，城乡跑遍，一亿人买一件，他也发财了。卖真货的，大多是“行商”。多年前去乡村“铲地皮”，还能“找点老货到城里换俩零钱”。现在一般都是“固定摊”和“固定时间”，零租（按天租）古玩市场这块“风水宝地”把自个店里，或别人店里滞销的东西拿过来甩一甩，碰运气。每个城市的特色古董，市场冷热都不同，他们像候鸟一样穿梭于各地古玩集市，从各地低价收购，再转到别处高价卖出赚取差价，跑场赶集，既进货又出货，业内戏称“南货北调、西品东送”。他们算半个行家，有着异常敏锐的嗅觉和眼力，是古董生意的第一关，他们从没有收藏常识的住家户里抠出好货，再转手卖给开店的古董商。有时碰到真古董，地摊老板自己都不识货，被店家“捡漏”。
    博古斋固定的卖家河南小伙子卢布，在内蒙古赤峰收到一只玉熊，收价不过是50元。进店转卖，说是宋玉，开价2000元。骆先生说东西特别好（大路货），没污垢（没玉沁），品相极好（观赏器），连小裂纹都没有（不到代），可谓完美无瑕（工艺品）。卢布心里叫苦，贬损是买家，买主“挑刺”，说明这东西，其实人家想要。如果把东西大大地夸奖一番，就没戏了，说明东西不对路（辽宁岫玉，玉质一般），或不真（普品，新工），没人想要。讨价还价，最终以150元成交。袁秋华看它磨砣的碾槽、推磨的痕迹、雕琢的刻画、工艺的精妙、神韵、光气、陈化程度，包浆皮壳也符合年代岁月的特征，玉熊不少地方已经钙化，附着着所谓的鸡骨白，断定至少是红山时期的文物。
    所谓的捡漏，说白了，就是仗着货主不懂行，将绝世珍品，按废品的价格收走，美其名曰捡漏。捡到金子随市卖，挣的是异地差价。他们挣的都是辛苦钱，除了挑费，路费，一年剩不下几个，不赔就不错了，但都个体散漫，热爱“自由逍遥”，有游侠遗风，受不了工厂那么多条条框框，宁愿在露天摆地摊，全国各地跑，边游玩边收货，等于旅行。
    店家眼光高，不看人，只看货，货不对路，全身名牌，也直接送客。货好的话，一身破烂，名家也会奉若上宾。平常时，不管收货卖货，眼力说话。但也会碰到一些“浑不吝”，这号人胆子贼大，什么都敢弄。古墓没本事挖，专挖附近的村墓，又没本事，又没出息。平民墓能有什么宝物，无非是铜钱，玉塞，寿衣，古玩商最厌恶这种人，但这些人脾气都很倔，死皮赖脸。古玩商哪敢收啊，不仅价值不高，煞气还极重，只能给些钱财打发走，东西不要，钱拿着喝酒，大爷您别再来了！
    另一种麻烦，就是所谓的出土文物，尤其是青铜器。改革开放初期，河南遍地古墓，盗墓者拿着挖来的宝贝南下，从河南至广州的火车凌晨三点到达，他们从火车站出来，沿人民北一路摆摊，把文物低价卖给前来淘宝的人。任何时代，都有地下买卖。在一些年代，许多再正常不过的买卖，也需要私下交易。这些见不得光的青铜器，买者藏了二十年，趁着古玩热拿出来卖高价。青铜，就是铜锡合金，春秋以前应用广泛，又称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为青铜器时代。按照国家规定，清朝以前的青铜器，不允许买卖，个人可以收藏，但不能交易，更不能私下卖给外国人，无法变现，相当于砸在手里人，要么当传家宝保管，要么捐献给国家。古玩商根本不敢买下来，谁买谁犯法，搞不好十年八年就得往监狱里过。当然像青铜剑、鼎、尊、犀角杯、象牙席等一级文物，有些老板也会收下来，将之上交，和上面搞好关系也很重要，这个大家都懂。
    古玩市场分为三级，最低的一级是古玩店、古玩城、市场地摊、旧货市场；二级市场是注册的艺术品经纪公司、文物商店、典当商行；最高端的市场则是国内外的文物拍卖会。
    广州市的天光墟，清末民初为其全盛时期，在广州长寿西路来初地一带，主要是出售一些旧家具、旧器皿等较为廉价的二手货，以及一些古董和字画等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军阀混战，古文物由宫廷、大户外流，大量流散社会，落入各地古董商手里。商人将其辗转私运广州再出口，天光墟变成了当时广州古董玩物的集散地。包括容庚、商承祚、朱杰勤等学问大家，也经常逛广州的天光墟。
    1948年，商承祚与容庚皆回到广东，同时被聘为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教授，后来联名招收古文字学研究生。居住在陈寅恪故宅，东南区1号，容庚住二楼，商承祚住地下，二人结伴逛古玩街，逛鬼市。容庚擅长辨别青铜器的真伪，买进“越王剑”。1956年，容庚将“越王剑”捐赠给广州博物馆，现已成为该博的镇馆之宝。70年代，容庚又将珍藏的字画、古董分批献出，其中包括宋人《云山图》及祝枝山、倪元璐等人的宇画。80年更将1万多册古文字、金石、考古、书画方面的书籍献给中山大学图书馆，其中许多是难得的拓本和罕见的珍品。商承祚把珍藏的“猴王砚”捐赠给广东省博物馆。猴王砚采自肇庆，由端溪有名的雕刻家郭兰祥雕镌，刻工精细，根据原石中鱼脑冻的形状，将之磨出手捧寿桃要吃的猴子神态，生动活泼。在猴子坐地的山洞，左右上下安排了密密严严的树林，构图配致之巧，堪称绝品。
    改革开放到90年代中期，文昌北路的古玩墟，多数是真货，不需要太有眼力，就能淘到好东西。蓝爷爷用10元买到几大捆民国宣纸。一刀纸100张，相当于每张纸一分钱，如今一张老宣纸，价值一百元，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有次蓝爷爷将一把巴掌大的琵琶形状旧物，拿给袁秋华看，她查资料，它原来叫做司马秤（俗称“戥”），清代作为称量黄金和名贵药材的量具。因为名声在外，很多北京、天津的古玩商，都专程坐火车来这边摆摊，知道这里连外国的买家都会过来淘货。
    从1996年起，真货源头逐渐都枯竭了。市场上真货是越来越少，假货越来越多，也不知道真货去了哪里？就连修复做旧的物件也不见了，修复至少东西是旧料，再添工补花。市面上以新充旧，陶瓷物品最多，其次是铜器、木雕和竹雕，假货比真品还贵，哪有那么多的漏可捡呢？坏掉了噜！剩下一些卖“祖传之物”的人，基本上都是赝品，开价都要几千或上万元，就是忽悠那些看见就喜欢，心动就买的外行。小心靓嘢被人睇中！古玩商就到港澳台，或去欧美海外市场“淘宝”，“持货”等待市场回暖。坚信“酒香不怕巷子深”，大师之杰作，古玩之精品，经过时间的锤炼，终究会发出光芒，淘尽黄沙始见金嘛!即便当时蒙尘，终会有散发光华的一日。
    在古玩行业里，无论是明清瓷器，还是唐宋瓷器；无论现代书画，还是古代书画；无论明清玉器，还是高古玉器；无论文房四宝，还是竹木牙角；无论古玩杂项，还是珠宝首饰，行业内都有专门研究和鉴定的高人。像卖瓷器的卢达文、卖古画和古书的邓涛、卖碑帖和新旧书的陈焕科等。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每个人的专业知识，辩伪经验，都是自己花钱，在市场买来的教训。有知识眼力，便有经济收益，这些识别真伪的要领，商人不会外传，收徒还有先天条件和人品要求，依然沿袭着“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技艺传承方式，一对一，点对点，手把手，且一朝为师，终生为师，情同父子。
    学古玩需要守得住寂寞，静得下心，吃得了苦，有“三年打杂，十年入行”，乃至“择一业，终一生”的耐心。坐冷板凳，要自甘平凡，但知足常乐，无论行情好，还是市场不旺，始终问心无愧，对得起天地祖宗，不必烧香拜佛。要敬畏古董，在看一只碗时，双手捧着，腰向下弯，像是在叩拜祖宗一样毕恭毕敬。在古玩店里，拿一件东西都不能就这么随手“单拿”，得双手“合捧”；递一样东西都不能就这么顺手“捏角递”，得“骑马过”，就像过河从桥上走一样，小心翼翼地从我这手“过”到你的手上。
    除非内部交流，或互相帮忙，鉴定也不会说真话，更不会估价。发现卖家拿出来的货有问题，店家只需要把器物的口朝下，轻轻地放在柜台上，以示卖家看着办。
    卖主说“鉴宝会专家定价多少”，商家会答，“专家用的是嘴，我们用的是钱，麻烦您出去时，帮我把门关上”。意思是专家的定价，市场不认可。无名无利的事，当今社会几人愿做？满以为撞大运了，没想到撞上一个大陷阱。找专家鉴定，说“真”，你要付钱，说“不对”你也要付钱，他说“不懂”，你会给钱吗？为了钱，专家什么都“懂”了。免费鉴定，你按专家定的价，卖给专家，专家会不会买？现场有没有人要？那么热烈的气氛，高端的机遇，你不试水，跑来冷清清的店里，刺探我的底蕴？毛病！
    卖主说“请问我这件藏品，值多少钱”，商家会回，“对不起，我不知道。要不，您动腿，再找别个问一问”。意思是，知道也不能告诉你。如果说多了，你没卖上希望的价格，会觉得忽悠你。如果说便宜了，万一卖个好价钱，又觉得骗你。左右不落好，反而坏口碑，所以卖高卖低自己看着办。
    这就是商人，任何时候不把事情做绝、做死，尽量留有余地。生意人嘛，讲究的就是人脉。套马杆的汉子威武雄壮，也会“踩雷”，也会“落坑”。懂就买，不懂就不买，在古玩市场里“不包真假”，这确实是自古约定俗成的“行规”。赝品历朝历代都有，高仿在中国是自古有之的一个产业，花小钱买了大宝贝，这叫做“捡漏”，花大钱买了赝品，叫做“打眼”，万一“打眼”，诉诸公堂的情形非常罕见。再热闹也就做看客吃瓜，看糗，商家绝不多事。各人生意各人做，不得罪顾客，也不得罪同行，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方能赚得到钱。
    店家也不是不做买卖，好货都先囤了，这是远见与眼界给的高价，买进是高价，卖出必然价高。留回头客，凭的是手艺。江湖的残酷，正在于此，光有热情可不行，手艺各有千秋，收入各不相同，技艺到位，拼的就是胸襟和气度。真货不摆出来，买卖大都私下熟客交易。仿品在质地、工艺上，与真品非常神似，除了年份不一样，这样的高仿，官仿，御仿，其实也有一定价值，但在交易时另外约定，或明标价码，童叟无欺。
    例如一只仿乾隆的花瓶，如标明是“乾隆款”花瓶，一般都知道是仿古瓷瓶，但如果说是乾隆年间的货，民窑精品，或官窑御制，甚至是清宫流散，乾隆《石渠宝笈》》上的东西，就不该了，几百块买个仿品，不伤筋骨，骗取几万，就是伤天害理，骗人几十万，无疑就是犯罪。况且人外有人，一旦事发，必然招灾致祸，凡事有因果，苍天饶过谁？
    或是打着收藏的幌子，干点别的，挟带私货，另有算计。境界上不去，视野打不开，进不去高层次的朋友圈，半生都在淤泥里打滚。有的一月，挣一年的钱，有的受苦受累一年，挣不回车票钱。
    收藏者为了不花钱找个店家高手鉴定，假借卖古玩，看看商家对藏品的态度，如果不收买，便认为有可能是假货，如果问价收买，便认为是真品。其实商家一看藏品，就明白对方的来意和目地，所以仍然听不到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