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耶德瓦布内事件之后，人们就再也不能用这种虚伪的套话来敷衍战时波兰犹太关系的问题了。的确，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的不仅仅是战时的波兰历史，还有战后的；我们还应该重新评估某些已经被广泛接受的重要议题：对那些年月里人们的态度、官方的制度以及后果的解释。
    首先，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我们对这个时期的材料的诠释方法。在分析幸存者的证词时，我们对他们所提供证据的评估的立论前提，应该从一种先验的批判转为一种本能性的肯定。在发现某份证词的具有说服力的反证之前，我们应承认其内容为事实；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避免在采用相反的方式诠释材料时可能犯下的错误。所谓相反的方式，是指在我们为证词内容找到中立的第三方确认之前，始终对其抱有谨慎的怀疑主义态度。灾难越深重，幸存者越稀少。我们必须去倾听来自深渊的孤独声音，比如在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纪念册出版前，瓦瑟什塔因提供的证词，或者是芬克什塔因关于拉兹沃夫犹太大屠杀的证词。
    在某种程度上，我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观点的。正如我在本书开头所言，我花了四年时间来理解瓦瑟什塔因在他证词中想要传达的信息。但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得出相同的结论：一方面，在找到反证之前，我们应该承认犹太人关于受到当地民众暴行欺凌的证词为真；另一方面，在波兰史学研究中，他们对波兰裔族群参与杀害波兰犹太人只字未提，故而这个结论已不言自明。有大量文件可以证明，对证词的研究是极为重要的。仅在华沙的犹太历史研究院，我们就能找到超过7万份证词，它们都是在战后立即向大屠杀幸存者收集而来的；这些证词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波兰人相互勾结密谋，参与杀害他们的犹太邻人。但这些证词基本上只来自那些有非常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可说的幸存证人就如瓦瑟什塔因和芬克什塔因一样。因此，我极力主张放下我们的怀疑。
    然而，我们如此迫切地需要改变诠释材料的方法，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我们（作为研究那个时期的史家群体）的专业技能有所欠缺。关于波兰犹太大屠杀这起我们无可回避的事件的所有证据，都有一个内在的特征，方法论上的规则应该以这个特征为基础而产生。
    我们;通过证人所说的事实;所了解的大屠杀，在纳粹统治下犹太人的遭遇里，并不具有代表性。我们所了解到的，都是一些有偏差、有倾向性的证据：这些故事都有较为圆满的结局。因为讲故事的人都极为幸运;他们活了下来。即便是未能幸存的证人做出的陈述也是如此;因为这些陈述因叙述者的死亡中断，而叙述者留下的往往只是他们愿意说的部分。我们所能掌握的材料，只是叙述者生前写下的东西。然而，关于黑暗之心（亦即他们经历中最为本质的东西）、关于他们最终的背叛、关于战前90% 波兰犹太人遭受的苦难，关于这些事情的细节，我们都永远无法了解了。这就是为何我们必须逐字逐句地分析我们所能利用的所有信息碎片，因为我们非常清楚，相比现有的、基于幸存者提供的证据而对大屠杀进行的描述，真正发生在犹太群体身上的悲剧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可能同时成为受害者和施害者吗？
    在所有社会中，战争都是一种可以创造传说的经历。然而，在东欧、中欧和南欧，战争不断为一些生动的、往往极其可怕的合法叙述提供着素材。关于二战期间，集体的、民族的殉道史的记忆（确切来说，是一些符号），对于波兰社会在20世纪的自我认知至为重要。1每座城镇都有纪念恐怖行动受害者的圣地，每个家庭都有其关于处决、监禁和流放的可怕故事。我们要如何将波兰犹太关系的历史原原本本地融入这幅图景中？毕竟，耶德瓦布内案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尽管它可能是所有波兰人残杀犹太人事件中最极端的案例之一（人们一定希望它就是最极端的，没有之一）。这就促使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拥有独特的集体身份认同的群体，有可能同时成为受害者和施害者吗？
    在后现代世界中，此类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当然是可能的。不仅如此，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集体经验的问题，已经有了类似的答案。当同盟国最终攻下德国，并发现了集中营，他们努力地对抗每一个了解纳粹暴行的德国人，这成为他们去纳粹化运动（denazification campaign）的一部分。德国公共舆论对此做出的回应出人意料：可怜的德国（Armes Deutschland）。2这就是德国在战时犯下罪行的消息在德国社会中产生的回响：世界将会因为纳粹党的所作所为而痛恨我们。德国民众中很容易就会产生一种受害感（victimization），因为这种感觉，在某种意义上，会减轻他们对战争和无数受难者所遭遇之痛苦的责任。
    但是，这种对互相矛盾的叙述的堆砌，往往会引起冲突和争辩。为了解释这一点，我们可以特别留意德国发生的一场持久的公共论战，那次论战因一个关于犹太大屠杀中的德国国防军（Vernichtungskrieg.Verbrechen der Wehrmacht1941bis1944）的摄影展而起，该展览由汉堡社会研究所主办。每个适龄的德国男性都应服役于国防军，（根据目前公众的共识）这支军队本不应该参与屠杀犹太人的暴行。显然，德国历史学家都知道这支军队参与了这些暴行，因此也在他们的研究和著作中如实记录了。尽管如此，广大民众并没有做好准备来接受这些完全颠覆了他们固有认知的证据。波兰公众对自己在二战期间的受害者身份深信不疑，其受害感已根深蒂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从容地、自然地接受波兰人也该为那段时期各种恶行负责的事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