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结束后，我心里便大概有了底，这下大概是可以从吴优那里搬出来了。
    万江大概也考得不错，那天晚上就跟软件上认识的人约会去了，结果我们没能念同一所大学，离得不算远，虽然都在关西，但是地方不同，光是搭新干线要半个小时，我想我们大概不会常联系了。
    我爸妈虽然很高兴，却也担心我一个人不能自理，尤其是我妈，对我的选择十分不满意，因为不能被哥哥照顾了，吴优安慰他们说反正离得近，双休日还是可以回来住，我没接话，因为我打算去打工挣点零花钱。
    爸妈来玩了几天，帮我布置好了新家，还经历了一场小小的地震，当时我爸过于激动，房子一开始摇就要抓着我跟我妈逃生，好在吴优也在，他很淡定地拉住了我，手机的警铃大作，然而我爸还没打开门，房子就恢复了平静。
    我爸心里余震难平，仿佛亲身经历了阪神地震，他也开始讲起这个国家的坏话，意思就是让我现在就回家。不过我妈还是很理智，劝我好好念书，无论如何要把本科念完，又敲打了吴优，让他不要只顾着工作，忘记了妹妹。
    大学生活很平淡，我加入了网球社，因为我觉得靠我自己的运气，大概是遇不到好人陪练的，社员大部分实力都很强，是可以代表学校出赛的水平。但也有几个跟我水平差不多，大家为了开心玩一玩，没有想象中的压力。不过打网球也没有让我苗条，我依旧很圆。
    我对这项运动没有什么太大的爱好，夏天一来，我扛不住晒，就开始游泳了。
    我周末要在家附近的便利店打工，因此没有什么机会去找吴优，但他还是会来常我家履行作为兄长的义务的，如果他不出差，一周要来两次，来回要两个多小时，我这里没有多余的地方留他过夜，因此他每次搭末班车回家。他会帮我打扫卫生，但主要任务还是清理下水道。
    我家的鞋柜里多了一双拖鞋，如果他不来，我每日进出都只穿同一双，就不会出错，但是他一来，把那一双从鞋柜取出，当他离开时，那双鞋就会留在玄关。
    两双鞋从外面看大小一样，颜色也相似，但他的脚大一些，鞋被撑松了，不合我的脚，可每一次都要踩进去才知道自己犯了错，所以我不再在乎，索性都摆在玄关，有时一脚穿对，一脚穿错，他来时就将错就错，慢慢地两双鞋就都被撑松了，穿在脚上的异样感不再明显。
    我现在偶尔会自己做饭，炒菜是炒不好的，YouTube上看别人做菜倒是很开心，一到自己掌勺就开始头疼，颜色不好看就算了，味道也差一点，我把自己做好的菜发给我爸看，连他都不能昧着良心夸我了，只说：“别烫着手了！”
    不过我的咖喱还是煮得不错的，尽管吴优的评价是：“是咖喱该有的味道。”
    哥哥一切都好，他说社会人的生活就是日复一日地重复，职场上虽然每年都有新人入职，但不到叁个月就被同化了，很没意思。大家在外时个性都不算强，一起喝酒时才能感受到一些平日难得一见的性格，不过这种放纵也是有度的，压抑久了，也就习惯了。
    我因为哥哥在这里，所以跟中国人的圈子联系并不紧密，一起上课时遇到了几个留学生，交换了微信，然后把我拉进了留学生打一个几百人的大群里。
    群里有几个活跃分子，每天只是他们几个就能聊个几百条，我跟吴优吃饭时手机总是有消息提醒，他略扫了一眼内容，就帮我把那个群屏蔽了，不过我还是会偶尔看一看他们聊了些什么，然后截屏发给吴优吐槽。
    我从来不在朋友圈分享生活，因此总有人怀疑自己被我屏蔽了，我解释得烦了，就放了一张我跟吴优的合照。
    第叁学期开始时，终于有人在课后跟我搭讪了。
    我们同上的那节课是讲女性主义与性差别的，是个外聘教授的课，那两年性别议题开始热起来，课上有许多旁听生。
    最开始几次我们经常在偶然下坐在彼此身边，前后左右不定，当偶然积聚到一定量之后，我们就开始心照不宣地故意起来，他为了留了一次位子，我也还他一次，就这样过了半学期。
    教授是法学出身的，案例比理论讲得好。这节课有许多要做的课外阅读，然而并不如想象中有趣，听来听去还是在跟男人争，为性别而战，再其次为了自己。许多呼吁在我看来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一边研究者底层妇女的痛，一边用云里雾里的文化理论堆砌论文。人有了物质基础才能谈抗争，有在这痛心疾首的工夫还不如改善一下社会福利政策。
    我上课不专心，低头在草稿本上画四格漫画，他突然递纸条来问我有没有男友，下面还付了两个选项，把我吓了我一跳，我在“没有”那里圈了个圈，又写了一句：“你想干嘛？”
    他写：“我喜欢你，想要跟你交往。”
    还付了一个表示害羞的表情。
    我把那纸条团成一团捏在手里，对他说等下课再说，他点点头，跟我说：“还有十分钟。”
    我以为那十分钟我能在心里跟自己做一些深入的交流，然而我只是大脑一片空白地不停抄笔记而已。
    然后，我总算开始恋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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